拜讀過李根政的文章「台灣環境NGO的下一個十年」,作者透過反省過去十年環境NGO的「內部」環境,前瞻未來十年環境團體需要更進一步的空間為何?主要的論點我非常同意,尤其是在資源上需要擺脫政府專案支援的看法。至於在環境NGO工作者與社會主流價值的隔離,或許多數曾經在NGO團體內工作的人更是心有戚戚焉。這種源於資源與人才的匱乏問題,導致時常出現那種以聯盟為名的議題網絡。曾經和一個朋友談過,這樣的組織所帶來的未必是對具體政策或環境的改變,反倒一步步侵蝕組織內具理想性成員的信心與耐心。
很顯然,至今對環境團體來說的第一個問題仍是:我們何以為繼?文中,李根政僅簡單的提及,以台灣龐大的「中產階級」來支持更多專業人士,為台灣土地與人民代言應非難事。因此,爭取民眾捐款與街頭抗爭同樣重要。但這樣的看法純粹是以作者個人在經營「地球公民協會」的經驗,對其它多數的環境議題團體來說,這種手法是否具有普遍的啟發性以及實際操作的空間仍不無疑問。我所提出的這個疑問,主要是針對以「環境議題」為主的團體而發,雖然的確在媒體報導上環境議題團體並不完全處於弱勢,但我們需要注意的是在爭取議題曝光的同時所採取的手法究竟有無與連結龐大「中產階級」的資源擷取策略彼此抵觸。
細觀近期較為吸睛的環境議題,往往是企業放肆污染、政府監督失靈而導致環境浩劫出現之後,吸引媒體瘋狂蜂湧前往報導的模式,例如台塑仁武廠、新竹霄裡溪等以受害者角色現身者;任何環境團體以較為主動方式來設定媒體議程者,雖然對於解決當下急需解決的議題而言或許具有實質效益,但該報導要進一步成為環境NGO與中產階級的長期資源上的連結合作關係,恐怕就需要被掛上大大的問號了。其中例子包括在公車上懸掛攻擊廣告、到電子展展場抗議、大舉進軍上市公司股東會或是包圍工廠等方式。這種種接近社會運動的作為,恐怕不僅不具有正面效應反倒會讓在價值上往往較為保守的中產階級們望之卻步。爭取民眾捐款或許與街頭抗爭同樣重要,但我認為這在台灣恐怕仍是完全兩極的價值存在。
眼見文魯彬在台塑股東會被抬出會場,心理浮現一股淡淡的哀傷。一方面是一個比台灣民眾更關心台灣土地的外國人,竟然慘遭這種對待;但另一方面是,如果全面性的要求環境NGO都要開辦與經營捐款服務,這樣的一個鏡頭究竟可以獲得多少中產階級的實質支持。但這是一個示威的本質:衝突、暴力、混亂,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要突顯議題。社會運動當然有可能可以用沉默無言的方式進行,不過這需要外在議題更暴力的內在本質才有可能用無言來突顯議題,比如南韓政府在毫無預警之下開放進口美國牛肉所引發的風暴。中產階級在法國被稱為布爾喬亞,主要就是一群安然生活在既有結構之中的社會中堅。一般來說,其往往扮演的是穩定社會的力量,絶非是可以被冠上帶動社會價值轉變的一群人。這在西方社會發展的經驗已經一再被驗證。
若台灣環境NGO無法看清自我所處在社會中邊緣(好聽的說法是進步)的位置,以及在突顯議題上仍採取接近社會運動的模式,那麼要求台灣中產階級能夠支持,根本就是一種緣木求魚的奢求。尤其當我們再進一步注意台灣位處經濟戰略的位置正逐漸轉變的大方向上,恐怕中產階級未來非但無法成為在經濟上的支援,還可能會在政治上逐步拖慢社會進步步伐的負向力量。不過,當然這已是另一個問題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